漫論金庸小說的「改版」 by 林保淳

在武俠小說作家中，金庸是個「異數」。所謂「異數」，不僅指其在武俠文學上的成就超今邁古，作品素質最高、擁有讀者最多，具有大宗師的「典範」意義；也指其創作武俠的態度，遠較其他一般作家來得更嚴肅。

武俠作家多半「著書都為稻粱謀」

武俠小說在正統文人眼中，向來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多數作家投身於武俠創作的行列，說穿了，不過是「著書都為稻粱謀」而已，未必真正認同武俠小說的文學地位。此所以他們面對著批判者嚴厲的抨擊與嘲諷時，「自反而不縮」，不敢挺身而出為自己的創作理念辯護；只會聊以對方的批評自我解嘲，或躲在自己的武俠圈子中相濡以沫而已。臥龍生闡述自己創作的理念，只敢說：「乃以我的拙筆，紀述下這些心靈的幻想，原不敢用以惑人炫世，祇不過敝帚自珍而已！」 諸葛青雲甚至乾脆坦承：

「著作武俠小說」，是不是「都為稻粱謀」呢？以我個人來說，百分之七十以上，應該說是「是的」。

他們以稿酬顧影自憐，以擁有多數的讀者沾沾自喜，以作品字數相互標榜，但卻始終不敢論及作品本身的意義及價值。更令人駭異的是，多數的武俠作家，甚至連自己曾經撰寫過多少武俠作品都搞不清楚！臥龍生對自己作品的數量支吾其詞，曾遭致大陸學者陳墨的消遣；諸葛青雲家裡，連一部完整的自己作品都找不到――作家如此輕忽自己的創作，可以想見到其創作時大抵也是敷衍、草率，但謀稻粱而已了。

在武俠作家中，古龍、溫瑞安是較能對武俠事業有若干洞識的。古龍曾經多次公開撰文為武俠小說張目，強調武俠題材一樣可以產生優秀的文學作品；但他言行往往不一，武俠事業在他看來未必真正是如此嚴肅的；這從他的冒名偽品之多令人瞠目結舌中，是不難發現的――其中固然有部分是不肖出版業者張冠李戴、魚目混珠所致，但恐怕他自己為了稻粱之謀而任出版商為所欲為，要負更大的責任。古龍也曾「發願」想取法金庸，將自己的作品重新改寫：

要把那些故事改寫，把一些枝蕪、荒亂、不必要的情節和文字刪掉，把其中的趣味保留，用我現在稍稍比較精確一點的文字和思想再改寫一遍。

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所謂的「改寫」只是虛晃一招，非旦內容、文字無所變動，連為改寫《大旗英雄傳》（《鐵血大旗》）、《情人箭》（《怒劍》）所撰的兩篇序文，居然除了標題與提到的書名不一樣外，其他都一字不易的照刊！

溫瑞安對武俠的熱情，從少年時代起，就相當高昂而執著，對自己作品的珍惜程度，無人能出其右。他自行為自己的作品作編年，詳細記錄創作、發表、出版時間次數、出版社，甚至連盜印的偽書也一一明列，展現了對自己武俠作品的堅強信心及肯定。可是，在他成名之後，似乎就有點懈怠，1998年，他在臺灣出版《溫瑞安的武俠世界》雙周刊，由花田出版社印行，卻以十年前舊作《溫瑞安武俠周刊》的內容濫竽充數，未免令人質疑他的熱忱。

金庸嚴肅的態度創作與兩次修訂

相較起來，金庸無疑就比這些作家更愛惜羽毛了。當然，金庸本身對武俠小說未必有多真確的認知；同時，據他所發表的文章及在許多公開場合所說的話看來，金庸實際還是將武俠小說看成是「次級文類」的，比不上典雅小說不說，甚至可能連歷史小說都比不上。因此，金庸寧可自居「小說家」，而不願冠上「武俠小說家」的稱號。不過，這只是對各類型文學作品見解和評價上的問題，並不妨害到他對自身作品的重視，在他成為世界級的作家之後，也未曾像民初的白羽一樣，悔其少作。不僅如此，金庸更於1972年之後，先是花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大幅度且全面地修訂自己的作品，有遠景/遠流體系的《金庸作品集》問世；近兩年來，更廣博吸納讀者、批評家的評論意見，逐一修訂他的每部作品。目前已出版的有《碧血劍》、《神鵰俠侶》、《射鵰英雄傳》、《飛狐外傳》、《雪山飛狐》、《連城訣》、《俠客行》等多部，其他的也正在積極排版中。

金庸小說的第一次修訂，大有秦始皇併吞六國後「書同文，車同軌」的意義，因為當時流行於坊間的各種盜本、仿本，錯謬、訛誤之處，所在皆有；且當初隨寫隨刊，缺憾、漏洞亦不在少數，都亟待有一能夠端正視聽的定本，以昭信讀者。出身傳媒、深諳傳播要領的金庸，正巧與當初負責出版全集的媒體高手沈登恩合作，兩人合拍共舞，寫下了武俠小說史上嶄新的一頁。

不過，金庸小說的改版，也在第一次修訂時就傳出正反兩面的聲音。就其成效而言，因為金庸重新剪裁、增刪了當時備受報刊「逐日刊登」限制而無法兼顧的許多情節、人物，加強其歷史感，並適度地將後來更成熟、精到的觀念藉改版而呈顯，無疑是成功的。因此，儘管多數的舊讀者未能忘情舊版，如馬幼垣、王秋桂、倪匡等學者專家甚至主張「舊版」也應一併重刊，以資讀者參照；但畢竟還是尊重、接受了這一次的修訂，而各種外國的譯本，也無不以前次的修訂本為定本。從1980年到現在，已經普遍流傳了25年。

小說的三個世界

25年，四分之一個世紀，是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金庸年齡正當56歲到80歲之際；人生的晚年，向來較為沉潛與圓熟，杜甫「晚年漸於詩律細」，正是前例。在為武俠小說開創過一段不世之業後，金庸重新審視，希望自己的作品真正能成為風雨名山之作的用心，是很容易理解的；而且以金庸一貫對文學的嚴肅負責態度，「新詩改罷自長吟」，料想也會有完成歷史使命的快意。因此，就作者立場而言，金庸在晚年企圖全面為自己作品重新定位的「第二次修訂」之舉，既是水到渠成，也合情合理。

只是，如果從讀者的立場考量，情況就可能不太一樣了。一部小說，有三個世界，三種形態。一個是作者的心理世界，是半隱半顯的――作者心有所思、所慮、所感、所想，藉小說中的情節、人物與主題表現出來；但此一表現，很可能因為作者運用的技巧不夠純熟，或刻意予以變形、置換、隱喻，或者受到潛意識的支配，所呈顯的世界往往與作者心理的世界有所差異，因此是半隱半顯的。一是小說作品中的世界，是顯性的――在文本脈絡中，字裡行間一一呈露無遺。一是讀者的心理世界，是隱性的――讀者透過閱讀，因自身性格、喜好、思想、觀念的不同，自我組構的世界。金庸是作者，當然在他思慮更臻圓熟後，有權利改寫自己的小說；然而，改寫後的文本所呈露的小說世界，必然與前此有所差異，即此便有破壞過去在讀者心目中建立的世界之虞。讀者是否也有權力作抗議呢？

25年，一個15歲的年輕讀者，如今都已經是40壯齡了。這25年，是人生當中意氣最飛揚、夢想最綺麗、感情最豐沛的時期；金庸小說中的若干重要情節與人物，在這些讀者心靈、思想中，早已根深蒂固，從生根、茁長到開花、結實，形成了自我夢境、理想的一部分，雅不願為某些極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改變而受到衝擊或破碎。以黃藥師為例，第二次的改版，從情節的合理性上說，黃藥師對女徒梅超風潛藏的愛慕，是更足以解說何以他在陳玄風與梅超風盜寶私奔後種種不近人情的行止的；此與《神鵰俠侶》中郭芙回想過去對楊過種種的苛迫，赫然發現了潛藏於內心幾十年的秘密一樣，前後照應。但是，這些讀者未必願意從這角度去欣賞這樣的畫蛇添足。在他們心目中，黃藥師是「東邪」，既稱為「邪」，為人行事自然不能以常理推測，讀者透過「東邪」，於欣賞、喜愛他的瀟灑不羈、睥睨群倫之外，其實更寄託了個人擺脫社會規範束縛，衝決重重塵網的期待與夢想。「東邪」一旦可以按圖索驥，就形同落入規矩、窠臼之中，又何「邪」之有？更何況東邪雖邪，而對妻子的感情卻深摯動人，如今卻橫生枝節，讓東邪心猿意馬起來，大有「心居未落成」之憾，其奈桃花島上的孤墳何？這可真的要讓人「綺羅堆裡埋神劍」 了！

讀者所建構的世界，是文化形成中的一個要素。有人說，「小說比歷史更真實」，這是很有道理的。以古典小說《三國演義》而言，《三國志》上的記載，顯然較《三國演義》信實而可靠，讀過三國歷史的人很輕易就可指出小說中不合史實的部分；但是，透過《三國演義》文本的流傳，讀者寧可相信諸葛亮是赤壁之戰的關鍵人物，而非「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周瑜；寧可相信劉皇叔是禮賢下士的英主，曹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漢賊。儘管歷史事實明擺眼前，但「寧可」二字卻如中流砥柱，屹立難搖！這是一種「文化迫力」，將自動形成文化的重要內涵，影響及於後代子孫。金庸的小說，從他廣受歡迎的程度上看來，是具有這種強大的力量的。可是，一朝改版，卻又不免破壞、中斷了此一迫力；新版還有沒有可能延續，這尚未可知，但是前此25年的辛苦成果，眼見就將付諸流水了，這不能不為金庸惋惜。

主體性與獨創性

金庸小說的第二次改版，未出先轟動，這與首次改版大不相同。金庸很顯然也是故技重施，想藉媒體的力量炒作，以製造風潮。不過，效果似乎有點負面，有人一聽到「大龍女」就覺反胃，有人無法茍同黃藥師對妻子馮衡的不專情，有人不奈煩見到楊過與「小龍女」的打情罵俏，網路上讀者的反應多數不佳。平心而論，這些改動未必不佳，畢竟，無論如何改動，總是會有人滿意有人不滿，讀者的觀感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反對的力道之所以明顯偏強，無疑是與讀者小心翼翼地欲保護自已建構的世界有關的。有趣的是，金庸據以改寫的理由，卻也正是來自讀者的反應，頗有幾分「打著讀者反讀者」的意味。

金庸是非常在意讀者意見的，在第二次改版中，他毫不諱言自己是接受讀者（包含了專家學者）的建議而修改的，如第一次改版《神鵰俠侶》中玷污了小龍女清白的尹志平，「據說」是因大陸尹氏宗親會的「抗議」，而重新找了個代罪羔羊甄志丙頂替，讓尹志平回歸他歷史上的定位 。換句話說，金庸這次的改版，是合眾人之力完成的。一部小說的價值，可能有很多評價的標準，但無疑「獨創性」會是其中相當重要的判準之一；金庸揉合眾說，非一己之力，很難讓人不在其獨創性上打個折扣。這點對金庸來說，其實是個內傷。再加上金庸的這次的改版，主體性也頗受質疑――據悉，金庸還請了一位高手（姑隱其名）任評鑑、順稿之責。通常是先由金庸改訂，再送交此一高手過目，由此高手提供各種意見，最後再由金庸定稿。如此一來，讀者當然要質問：究竟這次的修訂，作者欄上是否應該增加一個人？主體性、獨創性雙雙受損，縱使改版遠較前次為佳，恐怕也不易獲得讀者認同。

事實上，這次改版並不見得有多少超越從前的地方。當然，要作詳細的比對和批評、分析，在本短文中是不可能的；筆者也無意作此耗精費神的工作，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黃藥師部分外，僅就個人所「發現」的一個特點，稍作說明。

金庸對自己小說的鍾愛與自信，在第一次改版中就已經充分展現，在《鹿鼎記》中，金庸對自己得意的獨創人物，簡直是鍾愛到無以復加的地步，經常會有突然轉換視角，轉由作者全知觀點敘述的視角混亂之舉。如寫韋小寶在通吃島上「倒看聖旨」之時，就忍不住要自己跳出來說話；愈到晚年，金庸對筆下的人物，尤其是正面人物，喜愛之情愈是強烈。因此，在第二次改版中，金庸在很多地方的敘述，是將三個字的人名（如張如忌、周芷若）改呼其名的（如無忌、芷若）。以中國人的呼名慣例來說，直呼名字，代表的是一種親近，金庸無疑是以此來表現他個人對書中人物的喜愛的。可是，小說的敘述人在此是不應該直接表露如此強烈的喜或憎的，這使得全書的敘述視角都一團混亂起來，實為大忌！據聞，幕後的高手曾力持異議，認為不宜作如此的修改；可是，金庸在這點上卻十分堅持，遂也就一體改動了。至於後效如何，相信讀者自有一把衡尺。

金庸今年已有81高齡，改稿之事，頭緒萬端，是極消耗體力與腦力的事；卻仍不憚辛勞，如此苦心孤詣地欲為自己下「晚年定論」，足可見其對武俠創作的嚴肅態度，這是令人敬佩的。然而，一改不足而再改，是否有此必要，恐怕就很難說了。只是，改版都已出書了，覆水已難收，讀者實際上也無權反對。站在一個讀者的立場，筆者只希望金庸先生能謹記孔子所說的一句話：

再，斯可矣！

2004年7月19日林保淳寫于說劍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