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大家長吳乙峰，用「生命」的觀點貫穿這一系列的紀錄片。 李中旺用揶揄的口吻說，一條荒廢許久的道路，因為陳水扁總統要通過，「只是經過而已，道路馬上修好」。 張家在震災中痛失么女，張太太在災後沒多久再度懷孕，期盼新生命能撫平曾經的傷痛。 因九份二山走山失去小女兒，張先生在工作不順利時，總會特別思念倖存的大女兒。 潘姓夫婦兩個兒子慘遭九份二山活埋，兩人走出傷痛，迎向新生活，重新拍攝婚紗照，並赴夏威夷二度蜜月。

九二一地震五年了，當大部分人的記憶隨著時間逐漸淡忘時，從頭觀察到尾的紀錄片導演們，看到生命重建的強悍、無奈與衝突，他們準備將這五年來記錄的心血呈現，與這塊土地的居民一同分享。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發生大地震後一周，撼動全台灣的心靈，大家都想為災區同胞多做些什麼，全景傳播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一直思索著，「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我們祇會拍片啊！」最後有人說：「我們要到災區記錄，而且是長期的記錄。」就這樣，全景傳播基金會十二個人，加上四、五名學員，一行人就像大部分湧入災區的媒體、民間團體一樣，於震災後進駐受創的中台灣。

這不是一時動念，和陸陸續續從災區撤出的團體不同的是，半年、一年、兩年在不知不覺間過去後，當大部分人的記憶隨時間逐漸淡忘這場百年大震時，全景的人不但沒有忘記，就在大震後即將滿五周年的時刻裡，準備把五年來記錄的心血呈現，與這塊土地上的居民一同分享。

生命的驃悍與親情的扭曲

全景的導演之一、拍攝「梅子的滋味」導演郭笑芸體悟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災難的降臨不需要任何道理，災難下萬物都被平等對待，但人性又讓這一個平等在重建過程中，處處可以發現不平等。郭笑芸說，大家都要去學著如何修補傷口，至於修補的成果如何，就看人的造化。

郭笑芸深入國姓鄉南港村四年，看到災後重建工作最大的感觸是，「每個人都跌倒了，但是居民用自己生存與生活的本能再站起來，過程中，你會看見生命的韌性，甚至是生命的驃悍」。

她以所拍攝記錄片中人物朱中村為例，在朱中村身上，具體呈現居民因為土地改變，馬上隨著轉途。災民一看到任何機會，都不放棄，因此原本務農的朱中村在等待政府一段時間之後，發現「政府是不可依賴、甚至不可信賴的」，祇能自力救濟起來，即使沒有外援，居民自己都能進行重建工作，甚至連外來團隊都沒來得及提出重建計畫時，朱中村自己早就有了動作。

朱中村這樣的例子，在郭笑芸看來，是透露著對公部門的不信任，而不信任的原因是因為每個人都祇在意自己短淺可見的未來，當眼光短淺時，災民就會因為自己的利益無法即刻被解決而有所反彈，政府這時並無法適當地扮演仲裁與調解者，於是一切僵住，所有事務都空轉。郭笑芸五年來在重建區看到這種不信任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這正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為何居民會不信任政府？政府不是本來就要為民服務的嗎？」

郭笑芸在災區裡也看到了親情的扭曲。她說，南港村裡有個五歲的孩子，家人全都在這次震災中罹難，政府各種補助林林總總加起來後，這個孩子可以獲得的金額高達數百萬元，就會有許多這個孩子的遠親、近親都跑出來表示要認領孩子，當時兒福機構雖然介入，也為孩子評選了收養家庭，但後續仍須繼續觀察，不然沒有人知道當這些錢花完後，小孩是否還能得到妥善的照顧，「你會發現，一場災難讓人性的複雜直接呈現出來」。

菁英與弱勢的衝突

導演「部落之音」的李中旺以和平鄉雙崎部落的重建為背景，拍攝過程中，他感觸，「公共政策的問題無法解決」。原住民部落以水和道路問題最嚴重，這已累積數十年，九二一地震卻是凸顯這問題的觀察點。原住民住在溪邊、河邊，卻無自來水可用，李中旺認為，這是荒謬的狀況，政府卻一直沒有解決根本問題，他「無法理解為何每次風災過後水管破裂時，政府祇會給錢讓原住民買水管修補，而不是積極一點建立水塔蓄水，每次災害一過，所有問題都要重來一次」。

李中旺也發現，穩定方便的取水一直不能建立，這與老一輩原住民的慣性不無關係，多數長老們往往習於政府這種救助模式，災難來臨時，當外界已急得跳腳，原住民那種逆來順受的性格卻浮了上來，這也是當為什麼年輕一輩的原住民（例如片中的阿鄔與瓦歷斯諾幹）想要改變時，卻顯得後繼無力，幾乎所有因為九二一地震所震出的希望與期待，最後都不了了之。

道路也是原住民部落另一個問題，李中旺用一種揶揄的口吻在「部落之音﹂片中提出諷刺，他說，一條荒廢許久的道路，因為陳水扁總統要經過，「祇是經過而已，道路馬上修好」，這證明兩件事，一是祇要政府願意解決，修路不是難事，另一件就是原住民確實是弱勢族群。

不過，李中旺指出，原住民裡仍有少數菁英，因而呈現兩極化的狀況，一邊是弱勢，一邊是菁英，菁英雖是少數，但因為菁英與漢人有密切互動，「他會知道從哪裡獲得資源」，而大部分的弱勢者，就完全得不到這些資訊，雙方差距會愈拉愈大，這是原住民族相互掙扎、衝突的根源。

以樂觀的態度來反省再出發

全景的大家長吳乙峰用「生命」的觀點貫穿全景這一系列的記錄片。吳乙峰認為，他拍攝「生命」的目的是為了跟自己、跟地震、跟自然、跟意見不同的人學著和解與相處。吳乙峰舉了個國姓鄉的歐吉桑為例，這個歐吉桑有天跟他聊天時，用一種不知是高興還是感嘆的口吻說，以前鄉內會有階級之別，幾個有錢的人往往不跟窮人打交道，但大地震讓所有的房屋倒塌後，大家一起住進組合屋時，反而就沒有那種階級的距離了。

吳乙峰在災區幾年的最大感觸是，台灣人都很認命，也很善良，因此許多重建區的問題不是簡單歸類對錯就能解決。他說，當時重建團隊從四面八方湧入，有的是外來團隊，有的是鄉鎮長組成重建會，各方勢力會有理念與利益上的衝突，加上政治勢力複雜，因為九二一地震發生時，中央還是國民黨執政，而南投縣長是民進黨籍的彭百顯，以下所屬的鄉鎮長又多半屬於國民黨籍，中央當時頒布緊急命令，資源跨過縣長直接下達鄉鎮，這些鄉鎮長從來沒有處理過這麼大的災難與資源，因而所有問題一一浮現，包括弊案、資源分配不公、不知如何運用資源等，「但這不是簡單的對錯問題」。

吳乙峰認為，經過這一場地震以及五年來重建的經過，台灣學得最重要的一課是「必須反省與再出發」。他用一種樂觀的態度認為，每個人在面對現實時，總會有沮喪，「但是沮喪不用擔心，因為沮喪總會過去」，過程裡雖然會有人性的荒謬與扭曲的樣態出現，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人的內在善良與高貴的東西會慢慢跑出來。

九二一大地震經過五年，這些從頭觀察到尾的記錄片導演們，看到生命重建的強悍、無奈與衝突，並對人的內在高貴，有所期待。

※ 本文轉載自「新新聞」，記者陳心怡報導 ※